唐宋的“纸币”

  唐代以其运河和驿道闻名，它们促进了商业交通并将首都与偏远省份连接起来。为了与中央政府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中国各省在都城中都设有进奏院。像现代的游说机构一样，它们为省级政府的利益和地方臣民服务。在唐代，这些进奏院开始执行类似中转银行的功能。商人——比如四川的茶商，在都城贩卖商品然后在本省的进奏院存下他们的利润，进奏院写给商人们的收据称为“飞钱”。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赚得的钱可以不经由陆地而“飞”回商人们所在的省份。飞钱分为两个部分：一半由商人持有，与之匹配的另一半由进奏院持有。当商人们返回自己的省份时，他们将其持有的一半收据向政府部门出示以获得全额付款。官员们钟爱这一个系统，因为飞钱为他们提供了满足都城开支的现金。商人们也钟爱这一个系统，因为它消除了他们的风险和运输硬通货的费用。飞钱避免了铜钱流回各省，增加了国家商业中心的货币供给。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成为省级机构的一个无息贷款服务。在商人回到对应的省份并出示证明前，进奏院拥有这笔现金的使用权，偶尔商人们也会发现当地政府不愿意及时为他们兑换飞钱。毫不奇怪的是，其他政府机构，如户部和军队，也会竞相提供类似的服务。

  唐代的飞钱没有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它们是不是可流通的票据、是否注明时间、是否有标准的面额，或者是否有其他的功能，以便让我们不难发现怎么样去使用它们以及它们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经济和金融作用。虽然我们不知道飞钱是不是能够流通，但很难想象它们不会被商人分配或转让。在这个意义上，飞钱可以充当货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不太可能被印成货币。关于飞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收藏家、金融史学家安德鲁·麦克法兰·戴维斯（Andrew McFarland Davis）在20世纪初购买了大量的唐代钞票，钞票的图片被他发表在一本名为“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的若干中国纸币”（On Certain Chinese Notes, Deposited in 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的书中。这样的纸币今天已经无处可寻，而戴维斯购得的钞票十有八九是近代伪造的，它们不符合对飞钱的描述，看上去更像后代印刷的纸质宝钞。

  907年，唐朝灭亡。历史再次重演，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再次四分五裂。部分皇室及其随从逃到西南部的四川省——一个位于长江源头处的多山地区。唐以后，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名为“蜀”的王国存在。直到10世纪，它最终解体，并随着宋王朝统一全国而再次被纳入中央版图。

  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时期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高雅艺术在这一时期都十分繁荣，包括诗歌、戏剧、绘画、书法、园艺、音乐和建筑。通俗艺术的表现也不错，宋朝城市里遍布杂技演员、卖艺人、说书人、木偶师、舞蹈团和酒肆老板。宋代的科学在冶金、植物学、天文学、考古学、农学以及化学领域都是那一时期世界上最先进的。宋代的学者包括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书院教书，另一些在朝为官——官员被觉得应富有文化且智慧过人。官员根据其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和表现被选拔，而不是通过外界资助和关系。在宋代，商业和艺术一样繁荣。商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的活动打破了“坊”“市”的界线，不再像唐代一样局限于特定的商业区，他们的贸易遍布城市。北宋首都开封在巅峰期大概有50万人。

  宋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部分原因主要在于科举考试是政府官员选拔和晋升的基础，文化因此得以广泛传播——书籍被出版并在书店销售，甚至相对较穷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古代经典和数学知识。在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学生被无情地考察着他们对于文学典籍的记忆能力。据历史学家本杰明·艾尔曼估算，如果每天记忆200个字，准备这样的考试要消耗6年时间。

  今天，我们都在关注走向无纸化社会的变革，在无纸化社会中，信息通过电子媒介存储和通信。中国宋代出现的纸张普及革命，其激进程度一定不亚于今天的无纸化革命。纸文化显然根植于唐代，韩森和玛塔-芬克研究的在当铺使用的纸张和飞钱的使用就是证明。然而，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纸张开始作为一种存储和廉价传递信息的媒介。

  纸张被采纳为国家财政的基本工具。宋代发行的纸币首次采用了4色铜版印刷技术，这与今天用来打印彩色书的技术相同。宋代的桑皮纸技术在桑树被用于丝绸业的四川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桑皮纸成为第一种可以经年传递与流通的票据媒介。金融创新依赖于建档、记录和签订契约合同的技术。与美索不达米亚黏土片的发明以及同一时间欧亚金属铸币的出现一样，中国使用耐用纸张在金属制版上的印刷成为传承最持久的金融创新遗产之一。

  宋代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黄金时期，它也是一个国家战争持续不断而最终不敌对手的时期，尤其是面对着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如蒙古部族。这一政治背景与印刷技术一样对纸币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宋代文化繁荣，但它的整个领土都是军事缓冲区。在那里，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部队不断进驻，而部队需要军饷，这就需要当地的经济支持。虽然宋代是通过联合唐末的藩镇割据势力最终实现了军事上的统一，但其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将新的联合体紧密团结起来，而是要不断地抵抗入侵势力。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因为在1126年，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一半国土落到了侵略者的手中，首都被迫南迁。

  在宋代，四川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因为它位于遥远的西部，三面都环绕着侵略者，代表了中国的主要军事前线。四川的经济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通用铁钱，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四川并入宋王朝版图之初。四川的铁钱引发了不少问题，因为它太重而难以使用。商人们更喜欢铜钱，但铜钱在四川是被禁止使用的。铁钱的强制使用并不是对四川的一种惩罚，而是当朝政府试图通过这一种方式来避免宝贵的铜铸币流向西部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当时与中原偶尔发生战争的西部的金国以及吐蕃。也许是为了尝试实践《管子》的轻重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吸引国外货币，户部官员继续铸造重量更重的铁币。唯一的问题是，虽然铁有内在价值，但它的价值很低，简单的购物就需要几磅重的零钱。在四川贸易的商人不得不在边境处将他们的铜币换为铁钱。

  铁钱价值低的原因部分在于铁的内在价值低，但也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铁钱的发行量过多。那一时代的中国皇家铸币才是有效的法定货币，这些硬币成为法定货币是因为政府法令，而不是因为它们含有一定量的金属。实际上，政府为铸币花费的买铁和发行的成本要低于货币的面值。“看不见的手”调整着货币的价格和数量：在当时的四川，买一磅盐要花费1.5磅的四川铁币。铁币的问题引发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纸币的出现。

  993年，叛军占领了四川省会成都（王小波起义），并停止了货币铸造。这造成了货币短缺，但显然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扭转了流通中货币不断贬值的趋势。针对当地的货币危机，成都商人开始发行纸币。由中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领导的史学工作者们认为，关于这次货币危机留下的信息很少。然而，这也使得推测以纸币替代铁钱的经济动力变得更具吸引力。随着铸币的停止，未来金属货币供应量的不确定性肯定引发了对变革和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商业需求，如纸币的发行。这种供应短缺也促使人们减少手中的纸钞储备。万志英观察到这样的诱惑导致“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私人钞票增发，其中许多都是由不择手段的商人发行的，这导致了普遍的滥用和诉讼的激增”。

  叛乱被平息后，政府开始介入。1005年，成都知府张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票据的发行，限制了商人的发行权，并重新铸造铁钱。只有16家商号被授予所谓“交子”的本票垄断印刷权。客户能在商铺中存下现金，然后获得一份纸质收据，即交子，参与交易的商人将以其作为支付工具代替现金。这些吸收存款的场所被称为“柜坊”。这些一手收据的一部分是印刷好的，同时附有一些类似于现代支票的空白槽，用来填写存款数额。也许出于缴税的原因，一位顾客若想拿回繁重的铁钱，他或者她可以从最初的商人那里或者在其参与的任何交易中兑换交子，因为人们都认可这些收据凭证的使用规则。赎回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发行商会使用一些印记或设计表明是哪个柜坊发行了这张票据。想必这将使负责赎回的柜坊可以从交子的发行柜坊转入被赎走的现金。万志英认为，这种标记是一种统一的由蘸有黑色和红色墨水的木块印刷的带有人或建筑物图案的设计。这些私人标记无一从宋代幸存下来。然而，这个精心设计的意图是明显的——政府要比造假者领先一步。在一个印刷技术广泛传播的社会中，一名技艺精巧的印刷师可以把桑树皮变成财富。

  一时间，私人柜坊运行良好。随着纸币的使用，很少有人费心去兑换现金，现金安全地闲置在成都商人的仓库里。也许现金太过闲置，因为不幸的是，似乎有人被骗了。一些商家在履行赎回承诺时行动很慢。我们不知道私人柜坊中是否有人抵不住诱惑直接拿走了现金，或是交子的使用者伪造了假的可赎回票据。无论是什么触发了危机，私人交子系统崩溃了，需要政府介入。1016年，中国政府撤销了四川纸币的私人垄断权，将纸币印刷权国有化，并于1023年建立了一个掌管纸币流通印制的机关——交子务，开始发行现金储备率约30%的票据。

  如果浮动会带来利润，那也是属于政府的利润。这些新发行的货币面额是标准化的，在城市郊区的一个特殊的政府印刷部门里印刷。或许前代叛乱让政府明白应该将生产区域与人口稠密地区分离开。从1160年开始，国家垄断了纸币发行。一份当时的交子票据可能代表了纸币印刷和设计的巅峰：4块铜版被用来印刷基本的文本和面额，然后再用蓝色和红色双色版印刷装饰设计。1161年发行的纸币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至富国财并”。这是对齐国刀币题词的一个有趣的回应。带有金鸡图案的敇字是以蓝色印刷的；红色版印刷合欢万岁藤图案，标志着长寿；龙龟负书的图案是用黑色墨水印刷的。在最大面额纸钞的反面，也就是500文的反面，印刻着诗意的短语：“王祥孝感跃鲤飞雀”。

  印刷纸钱的技术慢慢从四川传播到了中国的另外的地方。一段时期内，纸币的使用限定在南方各省，在北方是被禁止的，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南部的省份。宋代的纸币没有存下来，但是，元朝的货币留存了下来。

  同纸币本身一样重要的是，应该将纸币放在更宽广的宋代纸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交子和后来的宝钞无疑是纸质凭证、收据和货币的唯一形式。特别是，盐业专卖权成为中国政府新金融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国家以票据形式授予商人购买和转售盐的权利。就好像今天的棒球票，这些票据是“投机品”，围绕着盐钞（盐引）形成了一个次级市场，人们开始将它们作为钱使用。也许盐钞最好的现代比喻不是棒球门票，而是政府发出的排污权证。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启动了一个计划，在1993年拍卖二氧化硫排放权，并允许交易。现代排污权的概念是，政府对一个发电厂允许排放的污染量有法律上的垄断性。工厂获得这些权利凭证后可以自用或出售。排污权证代表着具有最高经济价值的工厂最终会购买最多的凭证，因为市场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权利。不管是谁使用了它，空气污染的总量是固定的，但在排污证的发行国每单位污染的能源生产量都是最大化的。在此期间，排污权证可以多次转手。没有开办发电厂意图的投机者也可以买入排污权证并且期待在未来价格上升时卖出获利。最终，它们会被需要的公司购买和使用。当市场赋予这一些企业相当于一个超标排污单位的边际经济价值时，排污权交易就会产生。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盐钞，只是这里的排污权换成了盐的销售权。只要有一单位的盐可拿来买卖，盐钞就有价值。一个精明的投机者可以积累一大堆的盐钞，并持有它们以预期食盐价格持续上涨。然而，当洪水摧毁了盐田，以盐为基础的盐钞将变得毫不值钱。尽管有这样的风险，盐钞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并且利润会调整到使盐钞有一个可靠的经济价值的程度。结果是，在宋代有很长一段时间，盐钞被作为纸币使用。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种复杂的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期货。

  斯蒂芬·A.罗斯（Stephen A. Ross）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斯蒂芬提出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中国金融史颇感兴趣。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我悠闲地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东西。我惊讶地发现了自己可以读懂上面的一些汉字。我能辨认出“钱”和几个似乎读作“大宋”（宋代的名称）的文字。标题中的另一个词是“钞”。“钞”……“宋”——“钞宋”……我在斯蒂芬的墙上看到过这份票证很多年，但从来就没重视过它。直到我着手研究中国金融史之后，我才开始重视这份票证。随着我对早期融资合约的深入研究，我开始想在我面前的这个票证有没有可能是一份从未被发现的宋代纸币？这促使我想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这份古老的票证。

  我与中国史教授柯丽莎密切合作分析这份票证。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另一种类型的收据——宋代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种票证。像早期的纸币一样，它不仅有面值，也有填写日期和花费它的官员名字的留白。账单印在薄纸上，而不是同时代被用作纸币媒介的持久耐用的桑树皮。上面印着一匹飞行的天马，而不是一串钱或金鸡、龙或者乌龟的形象。抬头为“利民钞”。时间可追溯至1208年，它表示的现金价值为500文（这是现代之前中国的标准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铜币）。发行它的政府机构是一支驻扎在四川的军队。

  这种奇怪的货币说明了宋朝在13世纪早期面临的军事危机。为了方便边境军队的物品供应，一种单独的代金券制度应运而生。在军事边境地带，采购人员使用这样的代金券来支付需要的物资。记录表明这个票据代表500文。它没有注明属于某个特定的人，所以我们推测它是一个不记名证券——任何持有它的人都可以用其进行支付。印在薄纸上这一事实表明它是即时赎回，而不是像纸币那样多次易手。作为金融工具，这种票据的特点是为官员名字和日期留有的空白。大概正是这个特性允许政府审计人员检查和加总采购官员的所有开支，由此知道这些官员是如何花掉公款的。因此，这种代金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财务文档，它也代表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促进货币自由流通的金融工具，或是一种类似盐钞的商品工具。柯丽莎和我认为，这种代金券代表了另一种流通纸币使用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而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代表货币价值可以追溯到花费这笔钱的官员身上。尽管政府可能会让官员经过艰苦的科举考试，同时要求他们达到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需要官员在支票上签名并标注日期这一要求意味着中国的官僚机构不仅需要认证，也需要同等的信任。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强调博学以及为官能力，成长于古代教育制度下的王安石被认为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试图使私营企业的利润有利于国家。身为效忠于大宋的臣子，王安石注意到了一些从绵延不断的边境战事中获益的奸商。随着大宗商品输送和对骑兵战马等资源的持续需求，政府发现了自己受制于私营供应部门的摆布。1069年，王安石成为神宗皇帝的参知政事，他推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经济改革，有效地让大部分中国经济服务于国家。他明确地效法古代管仲，试图从私人部门手中夺取价格体系的控制权，从而确保资源在整个国家的顺畅流通。

  像他的前辈一样，王安石也认为政府控制价格体系是让国家受益的一种手段。在王安石的改革中，茶马司演变为重要的权力部门。茶马司利用吐蕃边境对茶的强劲需求，为购买马匹获得资金，进而将马匹用于抗击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入侵。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强大的商人受益于国家授予的茶马贸易特许经营权，但是在王安石的管理下，国家收回了经营权，然后创造了一种可以让政府获利的商业模式。难怪王安石变法有时会被理解为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王安石还设立机构以低利率（20%）发放贷款给农民，此举也让政府与私人金融部门直接竞争。国家的需求，特别是战争前线的需求，使私人商业失去了存在空间。在此期间，中国与西夏战争频繁。无论国家的财政状况如何，士兵都必须吃饭、住宿，必须购买马匹和运输工具。

  王安石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并没有否定对利润的追求，而是用国营取代私营，保留企业但引导利润流向中央政府——“利出于一孔”。归于政府的利润被用作贸易流通的均衡器和调节器。只要它是通过上述标准控制、调节和确认的，这个企业就是好的。在此期间，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茶、盐和酒的国家垄断经营。虽然王安石在1074年最终被革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被革职是由于过分追究向国家借款的破产借款人），他后来又短暂地掌握了权力，但最终在1076年辞职。在后来的10年间，他的一些有远见的计划被取消了。然而，正是他的变法运动使国家经济征收的基本主题成为中国政府统治的新词汇中的一部分。这一主题因为王安石巧妙地使用中国历史和先辈们的理论——援引《管子》和解释《周礼》而获得合法性。王安石可能不是第一个引入金融工程来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人，但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像他这样很好地利用永恒的和普遍的民粹主义言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